杭州夜探动物城之旅开启!快来荧光森林邂逅明星动物
杭州夜探动物城之旅开启!快来荧光森林邂逅明星动物
杭州夜探动物城之旅开启!快来荧光森林邂逅明星动物潮新闻客户端(kèhùduān) 记者 马黎 方涛 通讯员 马磊
接上篇:良渚(liángzhǔ)日,再深入一点:寻找董聿茂(上)
从水路过陆路,步步转运,途中遭日机凶残轰炸,1940年底(niándǐ),西湖博物馆又转移(zhuǎnyí)到了丽水三岩寺。
董聿茂是奉化人,他知道奉化已经沦陷,叫来同村老乡康美业,让(ràng)他负责管理标本,同时跟着冯谋鸿先生学习采集(cǎijí)制作动物标本。
那年康美业18岁。董聿茂反复叮嘱(dīngzhǔ)他要勤俭创业(chuàngyè),物尽其用,每次制作昆虫标本,总是算好所需昆虫针的枚数,定量发给(fāgěi)大家,不允许随意浪费。董聿茂发给康美业一把解剖刀,他用了再磨,磨了再用,直到(zhídào)1977年退休。
博物馆除了展出(zhǎnchū)工作停办外,采集(cǎijí)、制作标本和(hé)资源调查等日常工作,依然有序进行。大家(dàjiā)学习采集蝴蝶标本,自己做猎枪子弹,有条件时就把带来的标本材料临时展出。董聿茂还给大家上动物学(dòngwùxué)课程,鼓励年轻人多读书,指定了阅读书目,还要定期考试。康美业不敢偷懒,这为他日后的博物馆工作打下了基础。
逃难没有目的地,1941年,大部队又辗转到了松阳南洲村(nánzhōucūn)。
“C位就是董伯伯。”马磊指了指博物馆迁徙松阳时的职员合影,如今挂在自博办公区(bàngōngqū)的文化(wénhuà)墙上。
C位董聿茂,右一钱(qián)惠馨,左四钟国仪,右四钟钱伉俪的二儿子
1939年浙江大学在龙泉设立分校(fēnxiào),毛昭晰的(de)父亲毛路真和董聿茂被竺可桢校长委派(wěipài)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,董聿茂同时还兼着西湖博物馆的馆长,这时博物馆已迁到永康,他要搭长途汽车到龙泉上课,往返一次需时三天(sāntiān)。
此时,爸爸骑一辆(yīliàng)自行车,一大早从龙泉出发,骑十几里路(lù),到松阳南洲村时已是下午(xiàwǔ)。董振一说,有次刹车坏了,爸爸摔了一跤,又继续骑。
1941年夏天,董聿茂要随浙大分校迁往龙泉。动身那天,家人和随行物品都上船了(le),8岁的董振一也(yě)在船上,但是,爸爸(bàbà)不放心博物馆人员和标本物品,又跑回了馆里。
他刚到馆里,康美业就听到(tīngdào)了日军飞机的隆隆声,急忙拉着董聿茂向三(sān)岩寺旁(páng)的一个山洞跑去。进洞后不久,头顶响起了阵阵轰炸声,从洞中望去,山石崩落,尘土飞扬。约一刻钟后,洞外没了声响。
穿过火海,赶到船只停靠的大水门外,许多船已被(bèi)炸。一条船上,有个青年双腿被炸伤,董聿茂上前探问,给他一些钱(qián),叮嘱一定要去(qù)医院治伤。
在溪对面的大树下,他终于看到(kàndào)了夫人和孩子,却又开始寻找放行李的船只,那里有(yǒu)他从日本留学带回的大量珍贵(zhēnguì)书籍资料和回国后整理的书稿。
康美业回忆,找到了,那只船已被炸(zhà)得支离破碎,船上(chuánshàng)的物品大部分被焚毁,其余皆散落水中。
“他(tā)当时那种(nàzhǒng)怅然的神情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,因为在我和他交往的数十年中,我很少见到他有那样的神情。”康美业这样写道。
董聿茂请渔民帮忙打捞残留(cánliú)书稿,把其中(qízhōng)一本有关鸟类知识的日文书赠送给了康美业。
然而,1941年7月,教育厅却下令停办西湖博物馆,遣散所有人员,每个人发300块遣散费,让董聿茂把全部馆产(guǎnchǎn)交给(jiāogěi)“松阳县民众教育馆(jiàoyùguǎn)”接收。
丽水已经(yǐjīng)沦陷,松阳(sōngyáng)也许很快失守。董聿茂知道,此时如果把馆产交给民教馆就相当于交给日本人。
康美业记得,明明(míngmíng)自身难保,董聿茂还在记挂两件事:如何(rúhé)安排我们这些“失业”的人,如何处置那些好不容易收集制作起来的藏品和标本(biāoběn)。
许多单身汉(dānshēnhàn)领了三个月(yuè)薪水的遣散费后(hòu)自谋生路去了,康美业的父辈与董老为故交,奉化已沦陷,他把美业留在身边负责保管博物馆财产。
在康美业的(de)描述里,此时(cǐshí),董聿茂“又(yòu)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”: 在无官方经济来源的情况下,自费承担(chéngdān)收藏馆内所有藏品、标本和图书资料,自己雇船和钟国仪等人把所有博物馆物品从南洲村运至龙泉县城。
几乎所有人的记忆里,都留下(liúxià)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。
过去,我们用“斗士”来形容拼命(pīnmìng)保护文物遗产的(de)毛昭晰(máozhāoxī),然而1997年,在董聿茂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,毛昭晰用了同样的词:“董伯伯真是一位(yīwèi)了不起的人物,他是优秀的学者,也是正义的斗士。”
此时,同样是奉化人,毛昭晰全家也避难也到(dào)了龙泉。
1942年春夏之交,日寇进犯浙东,金华、丽水(líshuǐ)相继失守,龙泉也很(hěn)危险。
浙大龙泉分校(fēnxiào)的(de)师生员工和家属在这年6、7月被迫迁往闽北山区的松溪。到9月间,日寇从丽水撤退,毛昭晰就读的树范(shùfàn)中学即将在龙泉开学,而浙大龙泉分校仍在福建松溪。
为了不让(ràng)毛昭晰辍学,毛路真让他一个人从(cóng)松溪返回龙泉读书,嘱咐他,到了龙泉后找董伯伯。
毛昭晰13岁,背了一个小包袱,穿了一双(yīshuāng)草鞋走了四天,找到了董(dǒng)伯伯。
董聿茂为了(wèile)疏散和保护(bǎohù)西湖博物馆的藏品,坚持不离开龙泉。看到毛昭晰,热情接待,让他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学期。
董伯伯(bóbó)租住的(de)民房在龙泉县城的水南,有七、八间房子,大多堆着木箱。毛昭晰知道,那是从杭州抢运出来的西湖博物馆的文物、标本(biāoběn)和图书仪器,但是董伯伯自己住的地方却很挤。
这座房子有(yǒu)一个小小的花园,长着一些杂树。每天一早,毛昭晰在小花园里背英语和古文。晚上(wǎnshàng),董伯伯在桐油灯下给他辅导功课。
董振一说,爸爸虽在(zài)浙大龙泉分校任教,但工资的积蓄终究有限。为了维持生活,爸爸又自费租用浙大分校附近的荒田,种蔬菜,他(tā)跟在爸爸后面帮忙(bāngmáng)拔草,妈妈(māmā)养了一头猪。爸爸节衣缩食,省下钱来租民房,把图书标本、历史文物保存起来。
同时,董聿茂又把钟国仪和顾剑谊(gùjiànyì)介绍到(dào)浙大龙泉分校图书馆工作(gōngzuò)。韦植说,董馆长(guǎnzhǎng)总想着把大家都安顿好,好在他朋友多,介绍康美业去粮站工作,管仓库,在粮站拿工资,这样又解决了一个人的生计问题。
爸爸很少带我们(wǒmen)出去玩。董振一说,除了打猎。
马磊1997年进单位,馆里还有6把猎枪,当时做标本都(dōu)是(shì)馆员自己去采集。
爸爸枪法很准,尤其打(dǎ)老鹰,“百发百中”,他教大家,射击要略偏(lüèpiān)老鹰前面一点,子弹飞行还有一段距离,这样才能一枪命中。
毛昭晰还小,跟在康美业(měiyè)后面叫,美业哥哥,给我打一枪。
董聿茂次子董振一,今年92岁,坚持要来院里接受(jiēshòu)采访
抗战中(zhōng)还有一件事,也被不同的人提起。
姜乃澄执笔的《董聿茂教授传略》一文中讲到,日寇占领了南京、上海和杭州(hángzhōu)(hángzhōu)的博物馆(bówùguǎn)(bówùguǎn)后,在南京成立了“中支建设资料整理事务所(suǒ)(shìwùsuǒ)”,接管沪杭各地科研机关的科学资料和标本实物,在杭州建有“杭州出张所”(注:日语出张所,即办事处)。1942年,日本人知道西湖博物馆已经停办,曾有一位日本同学出面多次要他回杭州主持博物馆工作,被董聿茂断然拒绝。
韦植1951年到西湖博物馆工作(gōngzuò),见过很多打字机资料,那时候馆里还没有打字机,日本人把留在馆里没带走的动植物标本登记编号,做库藏。对于这一段(yīduàn)故事,他有另一番回忆:“日寇占领杭州(hángzhōu)后,西湖博物馆由日军整理华东地区自然资源的机构接管,负责人恰好是先生(xiānshēng)留日的同学,他得知先生在龙泉生活不好过,写信邀请他回杭州担任博物馆长。先生虽挂念博物馆,但昔年(xīnián)同学已在敌国,焉能(yānnéng)失辱民族大节,乃凛然回绝(huíjué),一直留在龙泉坚持至抗战胜利。”
细节略有不同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做良渚口述史时,曾有一个(yígè)强烈的(de)感受,从上帝视角俯瞰、全局回顾(huígù)的历史和(hé)亲历者在那个时刻切身感受到那一个局部的历史是(shì)不同的,对同一真实事件有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叙述,存在差异,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,都需要保留。
1943年浙东时局稍趋稳定,教育厅知道西湖博物馆的财产保存(bǎocún)完好,又下令在龙泉恢复(huīfù)办馆。
董聿茂决定不再担任馆长,以抗议教育厅当时不负责任地作出停办博物馆的命令。他上交了他费尽心血保存(bǎocún)(bǎocún)下来的所有历史文物(lìshǐwénwù)、自然标本和图书仪器。除植物标本在余杭山区遭敌机(díjī)袭击被炸损失外,其他历史文物和动物、矿物标本大部分得以完好保存,直至今天。
《浙江通志》有一条数据:至中华人民共和国(zhō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)成立前夕,馆藏自然类标本达(dá)11289件。
1945年夏天,毛昭晰在龙泉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,文学院史地系。8月(yuè),日寇投降,学校通知他们(tāmen)这批新生10月到杭州报到。
董聿茂(dǒngyùmào)回到杭州任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、系主任(zhǔrèn)和生物研究所主任直至1952年2月。
当时浙大有一条制度,理工科的(de)(de)学生必须选一些(yīxiē)文科的课程,而文科的学生也必须选一些理科的课程。他选了董聿茂的生物学,用的教材是Woodroff的《General Biology》,每周上课三小时,外加一个小时的实验。“董伯伯讲课条理清晰(tiáolǐqīngxī),重点突出,使人很感兴趣(hěngǎnxìngqù)。”
考研究生时,他选择了与生物学密切相关的“人类学”,“这和董伯伯(bóbó)对我的影响(yǐngxiǎng)是分不开的。”
1951年(nián),董聿茂到毛昭晰家里找他。此时,西湖博物馆已改名为浙江省博物馆,省人民政府请董聿茂再一次兼任馆长(guǎnzhǎng)。
董聿茂想到(dào)毛昭晰读的人类学专业所包含(bāohán)的学科(xuékē)如体质人类学、化石人类学、考古学、文化人类学等等,和博物馆的关系比较密切,邀他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。
毛昭晰的(de)理想是当教师,婉拒了董伯伯的邀请。
但,我们都(dōu)知道了后来的事。
“人生(rénshēng)真是奇妙。当年董伯伯(bóbó)邀我去浙江省博物馆(guǎn),我没有去。三十多年之后,我却在他当过馆长的(de)这个馆兼任了好多年馆长。董伯伯开心地笑了,因为我终于走进了他要我去的那个地方。”他在《怀念董聿茂教授》中这样写道。
董聿茂对毛昭晰说,他希望浙江省的每一个(yígè)县(xiàn)都有一个博物馆,那时浙江全省只有一个馆。
后来(hòulái),毛昭晰又对更多后辈说过(guò)同样的话:“博物馆是一个人的终生学校。”董伯伯的美好理想正在实现。
董聿茂一直叫(jiào)韦植“小韦”,从22岁进(jìn)西湖博物馆,一直叫到小韦退休。
一张1950年西湖博物馆创立(chuànglì)21周年合影,韦植帮我们认人:董聿茂、钟国仪、钱惠馨、康美业(kāngměiyè)、何天行(时任历史部主任)……
那年,韦植(wéizhí)从安徽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毕业(bìyè),堂兄弟“大韦”韦思奇,杭大农学院毕业,有(yǒu)两个选择,一是去南京大学,跟着小麦专家金善宝,做他的助教,二是去西湖博物馆,听说董馆长要人。
1951年,大韦拉着小韦,你陪我去(qù)看看博物馆到底好不好的。
两人去西湖博物馆一看,职员家属都住(zhù)在院里(yuànlǐ),竹竿搭起来晒着衣服,院子里种满菜。
大韦(dàwéi)说,这个地方好,可以安家。
董馆长很高兴,希望大韦来这里(zhèlǐ)工作。
还有这一位呢(ne)?董馆长看看旁边的小韦。
小韦说(shuō),我现在还没有(méiyǒu)定。如果没有工作,我准备去丽水林业学校教书。
你不要去了(le),你也到博物馆里来吧。董聿茂马上签了一个条子,你们去教育厅(jiàoyùtīng)报到吧。
第二天,大韦上午报到(dào),小韦下午报到。
“先生常说博物馆(bówùguǎn)是(shì)拥有第一手资料的机构,学术研究的原始依据是十分重要的,越充实越详细则越好,自己研究不了可以提供给别人或保存给后人来研究,这是科学工作者必须(bìxū)具备的品德。”
一次,浙师院师生去舟山野外实习,董聿茂和韦植同(wéizhítóng)去。董先生在(zài)海边指导(zhǐdǎo)大家怎样跋泥涂采标本,在泥涂中只能赤脚,叮嘱必须掌握涨潮时刻,及时上岸。
回来,大家都很疲惫,只有董聿茂精神焕发,又继续(jìxù)指导大家如何处埋标本,如何作好记录(jìlù)等等。韦植第一次才明白,做只水生动物标本竟然要经过逐渐麻醉,固定和淡水反复浸洗(jìnxǐ)等许多手续。“先生(xiānshēng)要求大家必须把标本做得栩栩如生,不准马虎。“
标本(biāoběn)采回馆,也没有结束,董聿茂(dǒngyùmào)还要办汇报展览,就是在工作室内把(bǎ)标本摊开,让全馆同事来参观、评议和检查。“那时候我们觉得何必这样严格?而实际上这是最公正的形式来进行表扬或批评。”
1953年,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更名为浙江博物馆。“小韦啊,自然博物馆一定要办起来(qǐlái)的。”董聿茂说,两个馆并在一起,一个是(shì)人文科学,一个是自然科学,办不好的。
1984年7月,浙江省博物馆的自然部分单独(dāndú)建制,成立了浙江自然博物馆。韦植是独立建制后的第一任馆长,但是馆里还没(méi)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区和库房(kùfáng),玻璃瓶标本没地方摆,只能放在屋檐下。
韦植记忆中(zhōng),1987年冬天下大雪,下了一(yī)晚上,好多药水泡的鱼类标本、爬虫类标本被雪压破了。
“董馆长已经不当馆长了(le),这个事情我不敢告诉他,他会伤心的。”
韦植跟上级反映情况,对方说,把标本放在文物库房挤(jǐ)一挤好了。
“文物和标本这两类,不能摆在一起,标本都是酒精、福尔马林。文物库房的标本,用的是樟脑丸(zhāngnǎowán)、樟脑粉(fěn),万一有个火灾,文物就(jiù)会毁掉。”韦植不同意。
1988年(nián),标本楼批下来了,也就是现在省考古所的办公区所在。
标本楼建成,韦植去家里看(kàn)董聿茂。他发烧很多天了(le)。听小韦说标本楼盖好了,突然来了劲头,“有了标本楼,你们要好好干,不同的标本要分类(fēnlèi),仪器、图书和标本要分开……”
小韦当时想,已经不当馆长了,你(nǐ)操这个心干啥?
2个(gè)月后,1990年1月12日,董聿茂去世。
“董馆长(guǎnzhǎng)把博物馆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,是当作自己的家一样(yīyàng)的。”多年之后,韦植完全理解了董聿茂。
1987年春天,杭州大学党委邀请一部分老教授到西湖风景区春游(chūnyóu),董聿茂和毛昭晰(máozhāoxī)都在其中,那年,董聿茂90岁,年龄最大。在玉皇山顶的(de)饭店吃午饭的时候,年纪(niánjì)最小的毛昭晰,被推举代表教授们讲几句。
他(tā)毫无准备,抬起头,董伯伯正坐在对面朝他微笑,他想起了几十年前董伯伯给他辅导功课时的情景:“我代表我自己祝愿九十高龄的董伯伯健康长寿,祝愿所有在坐的师长们(men)和董伯伯一样(yīyàng)的健康长寿。”
马磊发来(fālái)一条微信:“人的生命分很多种,博物馆也是董馆长(guǎnzhǎng)的孩子,永远活着。”
1986年6月2日,余杭(yúháng)仓前的章太炎故居修缮(xiūshàn)落成,毛昭晰(máozhāoxī)请了上海文管会副主任方行、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、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黄宣佩等在那边开会。一听良渚反山有重大发现,毛昭晰直接(zhíjiē)带人赶到了工地。
阿达,你不要动哦。毛昭晰对发掘领队(lǐngduì)王明达说。
什么不要动(dòng)?王明达问。
为了确证所发现的(de)墓葬是良渚文化大墓,牟永抗让王明达再剥剔一下坑内的填土,露出一些可以断定时代(shídài)的器物(qìwù)。王明达把97号玉琮(yùcóng)的上部剔出,玉琮的器型露了出来。“快叫牟永抗,快叫牟永抗,确定了!确定了!”王明达大嗓子一喊,大家围在墓坑边,除了玉琮外,周围又剔露出白花花的一大堆玉器(yùqì)。
毛昭晰马上去请示省领导。王明达日记(rìjì):
6月10日(rì),毛昭晰陪时任省文化厅厅长孙家(sūnjiā)贤来考古现场。6月27 日,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长(fùshěngzhǎng)李德葆等视察反山工地,以后又数次到吴家埠工作站观看反山等出土器物。
本来(běnlái)的补贴——给浙江小百花越剧团10万、浙江越剧团10万,李德葆拍板,浙越(zhèyuè)的10万给省考古所。
那时,毛昭晰告诉他的董(dǒng)伯伯了吗?
(感谢陈水华、马磊、王卫东(wángwèidōng)、彭亚君、方一锋、吴庐(wúlú)春对本次报道的支持)
潮新闻客户端(kèhùduān) 记者 马黎 方涛 通讯员 马磊
接上篇:良渚(liángzhǔ)日,再深入一点:寻找董聿茂(上)
从水路过陆路,步步转运,途中遭日机凶残轰炸,1940年底(niándǐ),西湖博物馆又转移(zhuǎnyí)到了丽水三岩寺。
董聿茂是奉化人,他知道奉化已经沦陷,叫来同村老乡康美业,让(ràng)他负责管理标本,同时跟着冯谋鸿先生学习采集(cǎijí)制作动物标本。
那年康美业18岁。董聿茂反复叮嘱(dīngzhǔ)他要勤俭创业(chuàngyè),物尽其用,每次制作昆虫标本,总是算好所需昆虫针的枚数,定量发给(fāgěi)大家,不允许随意浪费。董聿茂发给康美业一把解剖刀,他用了再磨,磨了再用,直到(zhídào)1977年退休。
博物馆除了展出(zhǎnchū)工作停办外,采集(cǎijí)、制作标本和(hé)资源调查等日常工作,依然有序进行。大家(dàjiā)学习采集蝴蝶标本,自己做猎枪子弹,有条件时就把带来的标本材料临时展出。董聿茂还给大家上动物学(dòngwùxué)课程,鼓励年轻人多读书,指定了阅读书目,还要定期考试。康美业不敢偷懒,这为他日后的博物馆工作打下了基础。
逃难没有目的地,1941年,大部队又辗转到了松阳南洲村(nánzhōucūn)。
“C位就是董伯伯。”马磊指了指博物馆迁徙松阳时的职员合影,如今挂在自博办公区(bàngōngqū)的文化(wénhuà)墙上。
C位董聿茂,右一钱(qián)惠馨,左四钟国仪,右四钟钱伉俪的二儿子
1939年浙江大学在龙泉设立分校(fēnxiào),毛昭晰的(de)父亲毛路真和董聿茂被竺可桢校长委派(wěipài)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,董聿茂同时还兼着西湖博物馆的馆长,这时博物馆已迁到永康,他要搭长途汽车到龙泉上课,往返一次需时三天(sāntiān)。
此时,爸爸骑一辆(yīliàng)自行车,一大早从龙泉出发,骑十几里路(lù),到松阳南洲村时已是下午(xiàwǔ)。董振一说,有次刹车坏了,爸爸摔了一跤,又继续骑。
1941年夏天,董聿茂要随浙大分校迁往龙泉。动身那天,家人和随行物品都上船了(le),8岁的董振一也(yě)在船上,但是,爸爸(bàbà)不放心博物馆人员和标本物品,又跑回了馆里。
他刚到馆里,康美业就听到(tīngdào)了日军飞机的隆隆声,急忙拉着董聿茂向三(sān)岩寺旁(páng)的一个山洞跑去。进洞后不久,头顶响起了阵阵轰炸声,从洞中望去,山石崩落,尘土飞扬。约一刻钟后,洞外没了声响。
穿过火海,赶到船只停靠的大水门外,许多船已被(bèi)炸。一条船上,有个青年双腿被炸伤,董聿茂上前探问,给他一些钱(qián),叮嘱一定要去(qù)医院治伤。
在溪对面的大树下,他终于看到(kàndào)了夫人和孩子,却又开始寻找放行李的船只,那里有(yǒu)他从日本留学带回的大量珍贵(zhēnguì)书籍资料和回国后整理的书稿。
康美业回忆,找到了,那只船已被炸(zhà)得支离破碎,船上(chuánshàng)的物品大部分被焚毁,其余皆散落水中。
“他(tā)当时那种(nàzhǒng)怅然的神情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,因为在我和他交往的数十年中,我很少见到他有那样的神情。”康美业这样写道。
董聿茂请渔民帮忙打捞残留(cánliú)书稿,把其中(qízhōng)一本有关鸟类知识的日文书赠送给了康美业。
然而,1941年7月,教育厅却下令停办西湖博物馆,遣散所有人员,每个人发300块遣散费,让董聿茂把全部馆产(guǎnchǎn)交给(jiāogěi)“松阳县民众教育馆(jiàoyùguǎn)”接收。
丽水已经(yǐjīng)沦陷,松阳(sōngyáng)也许很快失守。董聿茂知道,此时如果把馆产交给民教馆就相当于交给日本人。
康美业记得,明明(míngmíng)自身难保,董聿茂还在记挂两件事:如何(rúhé)安排我们这些“失业”的人,如何处置那些好不容易收集制作起来的藏品和标本(biāoběn)。
许多单身汉(dānshēnhàn)领了三个月(yuè)薪水的遣散费后(hòu)自谋生路去了,康美业的父辈与董老为故交,奉化已沦陷,他把美业留在身边负责保管博物馆财产。
在康美业的(de)描述里,此时(cǐshí),董聿茂“又(yòu)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”: 在无官方经济来源的情况下,自费承担(chéngdān)收藏馆内所有藏品、标本和图书资料,自己雇船和钟国仪等人把所有博物馆物品从南洲村运至龙泉县城。
几乎所有人的记忆里,都留下(liúxià)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。
过去,我们用“斗士”来形容拼命(pīnmìng)保护文物遗产的(de)毛昭晰(máozhāoxī),然而1997年,在董聿茂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,毛昭晰用了同样的词:“董伯伯真是一位(yīwèi)了不起的人物,他是优秀的学者,也是正义的斗士。”
此时,同样是奉化人,毛昭晰全家也避难也到(dào)了龙泉。
1942年春夏之交,日寇进犯浙东,金华、丽水(líshuǐ)相继失守,龙泉也很(hěn)危险。
浙大龙泉分校(fēnxiào)的(de)师生员工和家属在这年6、7月被迫迁往闽北山区的松溪。到9月间,日寇从丽水撤退,毛昭晰就读的树范(shùfàn)中学即将在龙泉开学,而浙大龙泉分校仍在福建松溪。
为了不让(ràng)毛昭晰辍学,毛路真让他一个人从(cóng)松溪返回龙泉读书,嘱咐他,到了龙泉后找董伯伯。
毛昭晰13岁,背了一个小包袱,穿了一双(yīshuāng)草鞋走了四天,找到了董(dǒng)伯伯。
董聿茂为了(wèile)疏散和保护(bǎohù)西湖博物馆的藏品,坚持不离开龙泉。看到毛昭晰,热情接待,让他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学期。
董伯伯(bóbó)租住的(de)民房在龙泉县城的水南,有七、八间房子,大多堆着木箱。毛昭晰知道,那是从杭州抢运出来的西湖博物馆的文物、标本(biāoběn)和图书仪器,但是董伯伯自己住的地方却很挤。
这座房子有(yǒu)一个小小的花园,长着一些杂树。每天一早,毛昭晰在小花园里背英语和古文。晚上(wǎnshàng),董伯伯在桐油灯下给他辅导功课。
董振一说,爸爸虽在(zài)浙大龙泉分校任教,但工资的积蓄终究有限。为了维持生活,爸爸又自费租用浙大分校附近的荒田,种蔬菜,他(tā)跟在爸爸后面帮忙(bāngmáng)拔草,妈妈(māmā)养了一头猪。爸爸节衣缩食,省下钱来租民房,把图书标本、历史文物保存起来。
同时,董聿茂又把钟国仪和顾剑谊(gùjiànyì)介绍到(dào)浙大龙泉分校图书馆工作(gōngzuò)。韦植说,董馆长(guǎnzhǎng)总想着把大家都安顿好,好在他朋友多,介绍康美业去粮站工作,管仓库,在粮站拿工资,这样又解决了一个人的生计问题。
爸爸很少带我们(wǒmen)出去玩。董振一说,除了打猎。
马磊1997年进单位,馆里还有6把猎枪,当时做标本都(dōu)是(shì)馆员自己去采集。
爸爸枪法很准,尤其打(dǎ)老鹰,“百发百中”,他教大家,射击要略偏(lüèpiān)老鹰前面一点,子弹飞行还有一段距离,这样才能一枪命中。
毛昭晰还小,跟在康美业(měiyè)后面叫,美业哥哥,给我打一枪。
董聿茂次子董振一,今年92岁,坚持要来院里接受(jiēshòu)采访
抗战中(zhōng)还有一件事,也被不同的人提起。
姜乃澄执笔的《董聿茂教授传略》一文中讲到,日寇占领了南京、上海和杭州(hángzhōu)(hángzhōu)的博物馆(bówùguǎn)(bówùguǎn)后,在南京成立了“中支建设资料整理事务所(suǒ)(shìwùsuǒ)”,接管沪杭各地科研机关的科学资料和标本实物,在杭州建有“杭州出张所”(注:日语出张所,即办事处)。1942年,日本人知道西湖博物馆已经停办,曾有一位日本同学出面多次要他回杭州主持博物馆工作,被董聿茂断然拒绝。
韦植1951年到西湖博物馆工作(gōngzuò),见过很多打字机资料,那时候馆里还没有打字机,日本人把留在馆里没带走的动植物标本登记编号,做库藏。对于这一段(yīduàn)故事,他有另一番回忆:“日寇占领杭州(hángzhōu)后,西湖博物馆由日军整理华东地区自然资源的机构接管,负责人恰好是先生(xiānshēng)留日的同学,他得知先生在龙泉生活不好过,写信邀请他回杭州担任博物馆长。先生虽挂念博物馆,但昔年(xīnián)同学已在敌国,焉能(yānnéng)失辱民族大节,乃凛然回绝(huíjué),一直留在龙泉坚持至抗战胜利。”
细节略有不同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做良渚口述史时,曾有一个(yígè)强烈的(de)感受,从上帝视角俯瞰、全局回顾(huígù)的历史和(hé)亲历者在那个时刻切身感受到那一个局部的历史是(shì)不同的,对同一真实事件有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叙述,存在差异,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,都需要保留。
1943年浙东时局稍趋稳定,教育厅知道西湖博物馆的财产保存(bǎocún)完好,又下令在龙泉恢复(huīfù)办馆。
董聿茂决定不再担任馆长,以抗议教育厅当时不负责任地作出停办博物馆的命令。他上交了他费尽心血保存(bǎocún)(bǎocún)下来的所有历史文物(lìshǐwénwù)、自然标本和图书仪器。除植物标本在余杭山区遭敌机(díjī)袭击被炸损失外,其他历史文物和动物、矿物标本大部分得以完好保存,直至今天。
《浙江通志》有一条数据:至中华人民共和国(zhō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)成立前夕,馆藏自然类标本达(dá)11289件。
1945年夏天,毛昭晰在龙泉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,文学院史地系。8月(yuè),日寇投降,学校通知他们(tāmen)这批新生10月到杭州报到。
董聿茂(dǒngyùmào)回到杭州任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、系主任(zhǔrèn)和生物研究所主任直至1952年2月。
当时浙大有一条制度,理工科的(de)(de)学生必须选一些(yīxiē)文科的课程,而文科的学生也必须选一些理科的课程。他选了董聿茂的生物学,用的教材是Woodroff的《General Biology》,每周上课三小时,外加一个小时的实验。“董伯伯讲课条理清晰(tiáolǐqīngxī),重点突出,使人很感兴趣(hěngǎnxìngqù)。”
考研究生时,他选择了与生物学密切相关的“人类学”,“这和董伯伯(bóbó)对我的影响(yǐngxiǎng)是分不开的。”
1951年(nián),董聿茂到毛昭晰家里找他。此时,西湖博物馆已改名为浙江省博物馆,省人民政府请董聿茂再一次兼任馆长(guǎnzhǎng)。
董聿茂想到(dào)毛昭晰读的人类学专业所包含(bāohán)的学科(xuékē)如体质人类学、化石人类学、考古学、文化人类学等等,和博物馆的关系比较密切,邀他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。
毛昭晰的(de)理想是当教师,婉拒了董伯伯的邀请。
但,我们都(dōu)知道了后来的事。
“人生(rénshēng)真是奇妙。当年董伯伯(bóbó)邀我去浙江省博物馆(guǎn),我没有去。三十多年之后,我却在他当过馆长的(de)这个馆兼任了好多年馆长。董伯伯开心地笑了,因为我终于走进了他要我去的那个地方。”他在《怀念董聿茂教授》中这样写道。
董聿茂对毛昭晰说,他希望浙江省的每一个(yígè)县(xiàn)都有一个博物馆,那时浙江全省只有一个馆。
后来(hòulái),毛昭晰又对更多后辈说过(guò)同样的话:“博物馆是一个人的终生学校。”董伯伯的美好理想正在实现。
董聿茂一直叫(jiào)韦植“小韦”,从22岁进(jìn)西湖博物馆,一直叫到小韦退休。
一张1950年西湖博物馆创立(chuànglì)21周年合影,韦植帮我们认人:董聿茂、钟国仪、钱惠馨、康美业(kāngměiyè)、何天行(时任历史部主任)……
那年,韦植(wéizhí)从安徽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毕业(bìyè),堂兄弟“大韦”韦思奇,杭大农学院毕业,有(yǒu)两个选择,一是去南京大学,跟着小麦专家金善宝,做他的助教,二是去西湖博物馆,听说董馆长要人。
1951年,大韦拉着小韦,你陪我去(qù)看看博物馆到底好不好的。
两人去西湖博物馆一看,职员家属都住(zhù)在院里(yuànlǐ),竹竿搭起来晒着衣服,院子里种满菜。
大韦(dàwéi)说,这个地方好,可以安家。
董馆长很高兴,希望大韦来这里(zhèlǐ)工作。
还有这一位呢(ne)?董馆长看看旁边的小韦。
小韦说(shuō),我现在还没有(méiyǒu)定。如果没有工作,我准备去丽水林业学校教书。
你不要去了(le),你也到博物馆里来吧。董聿茂马上签了一个条子,你们去教育厅(jiàoyùtīng)报到吧。
第二天,大韦上午报到(dào),小韦下午报到。
“先生常说博物馆(bówùguǎn)是(shì)拥有第一手资料的机构,学术研究的原始依据是十分重要的,越充实越详细则越好,自己研究不了可以提供给别人或保存给后人来研究,这是科学工作者必须(bìxū)具备的品德。”
一次,浙师院师生去舟山野外实习,董聿茂和韦植同(wéizhítóng)去。董先生在(zài)海边指导(zhǐdǎo)大家怎样跋泥涂采标本,在泥涂中只能赤脚,叮嘱必须掌握涨潮时刻,及时上岸。
回来,大家都很疲惫,只有董聿茂精神焕发,又继续(jìxù)指导大家如何处埋标本,如何作好记录(jìlù)等等。韦植第一次才明白,做只水生动物标本竟然要经过逐渐麻醉,固定和淡水反复浸洗(jìnxǐ)等许多手续。“先生(xiānshēng)要求大家必须把标本做得栩栩如生,不准马虎。“
标本(biāoběn)采回馆,也没有结束,董聿茂(dǒngyùmào)还要办汇报展览,就是在工作室内把(bǎ)标本摊开,让全馆同事来参观、评议和检查。“那时候我们觉得何必这样严格?而实际上这是最公正的形式来进行表扬或批评。”
1953年,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更名为浙江博物馆。“小韦啊,自然博物馆一定要办起来(qǐlái)的。”董聿茂说,两个馆并在一起,一个是(shì)人文科学,一个是自然科学,办不好的。
1984年7月,浙江省博物馆的自然部分单独(dāndú)建制,成立了浙江自然博物馆。韦植是独立建制后的第一任馆长,但是馆里还没(méi)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区和库房(kùfáng),玻璃瓶标本没地方摆,只能放在屋檐下。
韦植记忆中(zhōng),1987年冬天下大雪,下了一(yī)晚上,好多药水泡的鱼类标本、爬虫类标本被雪压破了。
“董馆长已经不当馆长了(le),这个事情我不敢告诉他,他会伤心的。”
韦植跟上级反映情况,对方说,把标本放在文物库房挤(jǐ)一挤好了。
“文物和标本这两类,不能摆在一起,标本都是酒精、福尔马林。文物库房的标本,用的是樟脑丸(zhāngnǎowán)、樟脑粉(fěn),万一有个火灾,文物就(jiù)会毁掉。”韦植不同意。
1988年(nián),标本楼批下来了,也就是现在省考古所的办公区所在。
标本楼建成,韦植去家里看(kàn)董聿茂。他发烧很多天了(le)。听小韦说标本楼盖好了,突然来了劲头,“有了标本楼,你们要好好干,不同的标本要分类(fēnlèi),仪器、图书和标本要分开……”
小韦当时想,已经不当馆长了,你(nǐ)操这个心干啥?
2个(gè)月后,1990年1月12日,董聿茂去世。
“董馆长(guǎnzhǎng)把博物馆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,是当作自己的家一样(yīyàng)的。”多年之后,韦植完全理解了董聿茂。
1987年春天,杭州大学党委邀请一部分老教授到西湖风景区春游(chūnyóu),董聿茂和毛昭晰(máozhāoxī)都在其中,那年,董聿茂90岁,年龄最大。在玉皇山顶的(de)饭店吃午饭的时候,年纪(niánjì)最小的毛昭晰,被推举代表教授们讲几句。
他(tā)毫无准备,抬起头,董伯伯正坐在对面朝他微笑,他想起了几十年前董伯伯给他辅导功课时的情景:“我代表我自己祝愿九十高龄的董伯伯健康长寿,祝愿所有在坐的师长们(men)和董伯伯一样(yīyàng)的健康长寿。”
马磊发来(fālái)一条微信:“人的生命分很多种,博物馆也是董馆长(guǎnzhǎng)的孩子,永远活着。”
1986年6月2日,余杭(yúháng)仓前的章太炎故居修缮(xiūshàn)落成,毛昭晰(máozhāoxī)请了上海文管会副主任方行、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、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黄宣佩等在那边开会。一听良渚反山有重大发现,毛昭晰直接(zhíjiē)带人赶到了工地。
阿达,你不要动哦。毛昭晰对发掘领队(lǐngduì)王明达说。
什么不要动(dòng)?王明达问。
为了确证所发现的(de)墓葬是良渚文化大墓,牟永抗让王明达再剥剔一下坑内的填土,露出一些可以断定时代(shídài)的器物(qìwù)。王明达把97号玉琮(yùcóng)的上部剔出,玉琮的器型露了出来。“快叫牟永抗,快叫牟永抗,确定了!确定了!”王明达大嗓子一喊,大家围在墓坑边,除了玉琮外,周围又剔露出白花花的一大堆玉器(yùqì)。
毛昭晰马上去请示省领导。王明达日记(rìjì):
6月10日(rì),毛昭晰陪时任省文化厅厅长孙家(sūnjiā)贤来考古现场。6月27 日,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长(fùshěngzhǎng)李德葆等视察反山工地,以后又数次到吴家埠工作站观看反山等出土器物。
本来(běnlái)的补贴——给浙江小百花越剧团10万、浙江越剧团10万,李德葆拍板,浙越(zhèyuè)的10万给省考古所。
那时,毛昭晰告诉他的董(dǒng)伯伯了吗?
(感谢陈水华、马磊、王卫东(wángwèidōng)、彭亚君、方一锋、吴庐(wúlú)春对本次报道的支持)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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