杭州夜探动物城之旅开启！快来荧光森林邂逅明星动物

潮新闻客户端(kèhùduān) 记者 马黎 方涛 通讯员 马磊 接上篇：良渚(liángzhǔ)日，再深入一点：寻找董聿茂（上） 从水路过陆路，步步转运，途中遭日机凶残轰炸，1940年底(niándǐ)，西湖博物馆又转移(zhuǎnyí)到了丽水三岩寺。 董聿茂是奉化人，他知道奉化已经沦陷，叫来同村老乡康美业，让(ràng)他负责管理标本，同时跟着冯谋鸿先生学习采集(cǎijí)制作动物标本。 那年康美业18岁。董聿茂反复叮嘱(dīngzhǔ)他要勤俭创业(chuàngyè)，物尽其用，每次制作昆虫标本，总是算好所需昆虫针的枚数，定量发给(fāgěi)大家，不允许随意浪费。董聿茂发给康美业一把解剖刀，他用了再磨，磨了再用，直到(zhídào)1977年退休。 博物馆除了展出(zhǎnchū)工作停办外，采集(cǎijí)、制作标本和(hé)资源调查等日常工作，依然有序进行。大家(dàjiā)学习采集蝴蝶标本，自己做猎枪子弹，有条件时就把带来的标本材料临时展出。董聿茂还给大家上动物学(dòngwùxué)课程，鼓励年轻人多读书，指定了阅读书目，还要定期考试。康美业不敢偷懒，这为他日后的博物馆工作打下了基础。 逃难没有目的地，1941年，大部队又辗转到了松阳南洲村(nánzhōucūn)。 “C位就是董伯伯。”马磊指了指博物馆迁徙松阳时的职员合影，如今挂在自博办公区(bàngōngqū)的文化(wénhuà)墙上。 C位董聿茂，右一钱(qián)惠馨，左四钟国仪，右四钟钱伉俪的二儿子 1939年浙江大学在龙泉设立分校(fēnxiào)，毛昭晰的(de)父亲毛路真和董聿茂被竺可桢校长委派(wěipài)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，董聿茂同时还兼着西湖博物馆的馆长，这时博物馆已迁到永康，他要搭长途汽车到龙泉上课，往返一次需时三天(sāntiān)。 此时，爸爸骑一辆(yīliàng)自行车，一大早从龙泉出发，骑十几里路(lù)，到松阳南洲村时已是下午(xiàwǔ)。董振一说，有次刹车坏了，爸爸摔了一跤，又继续骑。 1941年夏天，董聿茂要随浙大分校迁往龙泉。动身那天，家人和随行物品都上船了(le)，8岁的董振一也(yě)在船上，但是，爸爸(bàbà)不放心博物馆人员和标本物品，又跑回了馆里。 他刚到馆里，康美业就听到(tīngdào)了日军飞机的隆隆声，急忙拉着董聿茂向三(sān)岩寺旁(páng)的一个山洞跑去。进洞后不久，头顶响起了阵阵轰炸声，从洞中望去，山石崩落，尘土飞扬。约一刻钟后，洞外没了声响。 穿过火海，赶到船只停靠的大水门外，许多船已被(bèi)炸。一条船上，有个青年双腿被炸伤，董聿茂上前探问，给他一些钱(qián)，叮嘱一定要去(qù)医院治伤。 在溪对面的大树下，他终于看到(kàndào)了夫人和孩子，却又开始寻找放行李的船只，那里有(yǒu)他从日本留学带回的大量珍贵(zhēnguì)书籍资料和回国后整理的书稿。 康美业回忆，找到了，那只船已被炸(zhà)得支离破碎，船上(chuánshàng)的物品大部分被焚毁，其余皆散落水中。 “他(tā)当时那种(nàzhǒng)怅然的神情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，因为在我和他交往的数十年中，我很少见到他有那样的神情。”康美业这样写道。 董聿茂请渔民帮忙打捞残留(cánliú)书稿，把其中(qízhōng)一本有关鸟类知识的日文书赠送给了康美业。 然而，1941年7月，教育厅却下令停办西湖博物馆，遣散所有人员，每个人发300块遣散费，让董聿茂把全部馆产(guǎnchǎn)交给(jiāogěi)“松阳县民众教育馆(jiàoyùguǎn)”接收。 丽水已经(yǐjīng)沦陷，松阳(sōngyáng)也许很快失守。董聿茂知道，此时如果把馆产交给民教馆就相当于交给日本人。 康美业记得，明明(míngmíng)自身难保，董聿茂还在记挂两件事：如何(rúhé)安排我们这些“失业”的人，如何处置那些好不容易收集制作起来的藏品和标本(biāoběn)。 许多单身汉(dānshēnhàn)领了三个月(yuè)薪水的遣散费后(hòu)自谋生路去了，康美业的父辈与董老为故交，奉化已沦陷，他把美业留在身边负责保管博物馆财产。 在康美业的(de)描述里，此时(cǐshí)，董聿茂“又(yòu)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”： 在无官方经济来源的情况下，自费承担(chéngdān)收藏馆内所有藏品、标本和图书资料，自己雇船和钟国仪等人把所有博物馆物品从南洲村运至龙泉县城。 几乎所有人的记忆里，都留下(liúxià)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。 过去，我们用“斗士”来形容拼命(pīnmìng)保护文物遗产的(de)毛昭晰(máozhāoxī)，然而1997年，在董聿茂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，毛昭晰用了同样的词：“董伯伯真是一位(yīwèi)了不起的人物，他是优秀的学者，也是正义的斗士。” 此时，同样是奉化人，毛昭晰全家也避难也到(dào)了龙泉。 1942年春夏之交，日寇进犯浙东，金华、丽水(líshuǐ)相继失守，龙泉也很(hěn)危险。 浙大龙泉分校(fēnxiào)的(de)师生员工和家属在这年6、7月被迫迁往闽北山区的松溪。到9月间，日寇从丽水撤退，毛昭晰就读的树范(shùfàn)中学即将在龙泉开学，而浙大龙泉分校仍在福建松溪。 为了不让(ràng)毛昭晰辍学，毛路真让他一个人从(cóng)松溪返回龙泉读书，嘱咐他，到了龙泉后找董伯伯。 毛昭晰13岁，背了一个小包袱，穿了一双(yīshuāng)草鞋走了四天，找到了董(dǒng)伯伯。 董聿茂为了(wèile)疏散和保护(bǎohù)西湖博物馆的藏品，坚持不离开龙泉。看到毛昭晰，热情接待，让他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学期。 董伯伯(bóbó)租住的(de)民房在龙泉县城的水南，有七、八间房子，大多堆着木箱。毛昭晰知道，那是从杭州抢运出来的西湖博物馆的文物、标本(biāoběn)和图书仪器，但是董伯伯自己住的地方却很挤。 这座房子有(yǒu)一个小小的花园，长着一些杂树。每天一早，毛昭晰在小花园里背英语和古文。晚上(wǎnshàng)，董伯伯在桐油灯下给他辅导功课。 董振一说，爸爸虽在(zài)浙大龙泉分校任教，但工资的积蓄终究有限。为了维持生活，爸爸又自费租用浙大分校附近的荒田，种蔬菜，他(tā)跟在爸爸后面帮忙(bāngmáng)拔草，妈妈(māmā)养了一头猪。爸爸节衣缩食，省下钱来租民房，把图书标本、历史文物保存起来。 同时，董聿茂又把钟国仪和顾剑谊(gùjiànyì)介绍到(dào)浙大龙泉分校图书馆工作(gōngzuò)。韦植说，董馆长(guǎnzhǎng)总想着把大家都安顿好，好在他朋友多，介绍康美业去粮站工作，管仓库，在粮站拿工资，这样又解决了一个人的生计问题。 爸爸很少带我们(wǒmen)出去玩。董振一说，除了打猎。 马磊1997年进单位，馆里还有6把猎枪，当时做标本都(dōu)是(shì)馆员自己去采集。 爸爸枪法很准，尤其打(dǎ)老鹰，“百发百中”，他教大家，射击要略偏(lüèpiān)老鹰前面一点，子弹飞行还有一段距离，这样才能一枪命中。 毛昭晰还小，跟在康美业(měiyè)后面叫，美业哥哥，给我打一枪。 董聿茂次子董振一，今年92岁，坚持要来院里接受(jiēshòu)采访 抗战中(zhōng)还有一件事，也被不同的人提起。 姜乃澄执笔的《董聿茂教授传略》一文中讲到，日寇占领了南京、上海和杭州(hángzhōu)(hángzhōu)的博物馆(bówùguǎn)(bówùguǎn)后，在南京成立了“中支建设资料整理事务所(suǒ)(shìwùsuǒ)”，接管沪杭各地科研机关的科学资料和标本实物，在杭州建有“杭州出张所”（注：日语出张所，即办事处）。1942年，日本人知道西湖博物馆已经停办，曾有一位日本同学出面多次要他回杭州主持博物馆工作，被董聿茂断然拒绝。 韦植1951年到西湖博物馆工作(gōngzuò)，见过很多打字机资料，那时候馆里还没有打字机，日本人把留在馆里没带走的动植物标本登记编号，做库藏。对于这一段(yīduàn)故事，他有另一番回忆：“日寇占领杭州(hángzhōu)后，西湖博物馆由日军整理华东地区自然资源的机构接管，负责人恰好是先生(xiānshēng)留日的同学，他得知先生在龙泉生活不好过，写信邀请他回杭州担任博物馆长。先生虽挂念博物馆，但昔年(xīnián)同学已在敌国，焉能(yānnéng)失辱民族大节，乃凛然回绝(huíjué)，一直留在龙泉坚持至抗战胜利。” 细节略有不同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做良渚口述史时，曾有一个(yígè)强烈的(de)感受，从上帝视角俯瞰、全局回顾(huígù)的历史和(hé)亲历者在那个时刻切身感受到那一个局部的历史是(shì)不同的，对同一真实事件有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叙述，存在差异，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，都需要保留。 1943年浙东时局稍趋稳定，教育厅知道西湖博物馆的财产保存(bǎocún)完好，又下令在龙泉恢复(huīfù)办馆。 董聿茂决定不再担任馆长，以抗议教育厅当时不负责任地作出停办博物馆的命令。他上交了他费尽心血保存(bǎocún)(bǎocún)下来的所有历史文物(lìshǐwénwù)、自然标本和图书仪器。除植物标本在余杭山区遭敌机(díjī)袭击被炸损失外，其他历史文物和动物、矿物标本大部分得以完好保存，直至今天。 《浙江通志》有一条数据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(zhō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)成立前夕，馆藏自然类标本达(dá)11289件。 1945年夏天，毛昭晰在龙泉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，文学院史地系。8月(yuè)，日寇投降，学校通知他们(tāmen)这批新生10月到杭州报到。 董聿茂(dǒngyùmào)回到杭州任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、系主任(zhǔrèn)和生物研究所主任直至1952年2月。 当时浙大有一条制度，理工科的(de)(de)学生必须选一些(yīxiē)文科的课程，而文科的学生也必须选一些理科的课程。他选了董聿茂的生物学，用的教材是Woodroff的《General Biology》，每周上课三小时，外加一个小时的实验。“董伯伯讲课条理清晰(tiáolǐqīngxī)，重点突出，使人很感兴趣(hěngǎnxìngqù)。” 考研究生时，他选择了与生物学密切相关的“人类学”，“这和董伯伯(bóbó)对我的影响(yǐngxiǎng)是分不开的。” 1951年(nián)，董聿茂到毛昭晰家里找他。此时，西湖博物馆已改名为浙江省博物馆，省人民政府请董聿茂再一次兼任馆长(guǎnzhǎng)。 董聿茂想到(dào)毛昭晰读的人类学专业所包含(bāohán)的学科(xuékē)如体质人类学、化石人类学、考古学、文化人类学等等，和博物馆的关系比较密切，邀他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。 毛昭晰的(de)理想是当教师，婉拒了董伯伯的邀请。 但，我们都(dōu)知道了后来的事。 “人生(rénshēng)真是奇妙。当年董伯伯(bóbó)邀我去浙江省博物馆(guǎn)，我没有去。三十多年之后，我却在他当过馆长的(de)这个馆兼任了好多年馆长。董伯伯开心地笑了，因为我终于走进了他要我去的那个地方。”他在《怀念董聿茂教授》中这样写道。 董聿茂对毛昭晰说，他希望浙江省的每一个(yígè)县(xiàn)都有一个博物馆，那时浙江全省只有一个馆。 后来(hòulái)，毛昭晰又对更多后辈说过(guò)同样的话：“博物馆是一个人的终生学校。”董伯伯的美好理想正在实现。 董聿茂一直叫(jiào)韦植“小韦”，从22岁进(jìn)西湖博物馆，一直叫到小韦退休。 一张1950年西湖博物馆创立(chuànglì)21周年合影，韦植帮我们认人：董聿茂、钟国仪、钱惠馨、康美业(kāngměiyè)、何天行（时任历史部主任）…… 那年，韦植(wéizhí)从安徽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毕业(bìyè)，堂兄弟“大韦”韦思奇，杭大农学院毕业，有(yǒu)两个选择，一是去南京大学，跟着小麦专家金善宝，做他的助教，二是去西湖博物馆，听说董馆长要人。 1951年，大韦拉着小韦，你陪我去(qù)看看博物馆到底好不好的。 两人去西湖博物馆一看，职员家属都住(zhù)在院里(yuànlǐ)，竹竿搭起来晒着衣服，院子里种满菜。 大韦(dàwéi)说，这个地方好，可以安家。 董馆长很高兴，希望大韦来这里(zhèlǐ)工作。 还有这一位呢(ne)？董馆长看看旁边的小韦。 小韦说(shuō)，我现在还没有(méiyǒu)定。如果没有工作，我准备去丽水林业学校教书。 你不要去了(le)，你也到博物馆里来吧。董聿茂马上签了一个条子，你们去教育厅(jiàoyùtīng)报到吧。 第二天，大韦上午报到(dào)，小韦下午报到。 “先生常说博物馆(bówùguǎn)是(shì)拥有第一手资料的机构，学术研究的原始依据是十分重要的，越充实越详细则越好，自己研究不了可以提供给别人或保存给后人来研究，这是科学工作者必须(bìxū)具备的品德。” 一次，浙师院师生去舟山野外实习，董聿茂和韦植同(wéizhítóng)去。董先生在(zài)海边指导(zhǐdǎo)大家怎样跋泥涂采标本，在泥涂中只能赤脚，叮嘱必须掌握涨潮时刻，及时上岸。 回来，大家都很疲惫，只有董聿茂精神焕发，又继续(jìxù)指导大家如何处埋标本，如何作好记录(jìlù)等等。韦植第一次才明白，做只水生动物标本竟然要经过逐渐麻醉，固定和淡水反复浸洗(jìnxǐ)等许多手续。“先生(xiānshēng)要求大家必须把标本做得栩栩如生，不准马虎。“ 标本(biāoběn)采回馆，也没有结束，董聿茂(dǒngyùmào)还要办汇报展览，就是在工作室内把(bǎ)标本摊开，让全馆同事来参观、评议和检查。“那时候我们觉得何必这样严格？而实际上这是最公正的形式来进行表扬或批评。” 1953年，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更名为浙江博物馆。“小韦啊，自然博物馆一定要办起来(qǐlái)的。”董聿茂说，两个馆并在一起，一个是(shì)人文科学，一个是自然科学，办不好的。 1984年7月，浙江省博物馆的自然部分单独(dāndú)建制，成立了浙江自然博物馆。韦植是独立建制后的第一任馆长，但是馆里还没(méi)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区和库房(kùfáng)，玻璃瓶标本没地方摆，只能放在屋檐下。 韦植记忆中(zhōng)，1987年冬天下大雪，下了一(yī)晚上，好多药水泡的鱼类标本、爬虫类标本被雪压破了。 “董馆长已经不当馆长了(le)，这个事情我不敢告诉他，他会伤心的。” 韦植跟上级反映情况，对方说，把标本放在文物库房挤(jǐ)一挤好了。 “文物和标本这两类，不能摆在一起，标本都是酒精、福尔马林。文物库房的标本，用的是樟脑丸(zhāngnǎowán)、樟脑粉(fěn)，万一有个火灾，文物就(jiù)会毁掉。”韦植不同意。 1988年(nián)，标本楼批下来了，也就是现在省考古所的办公区所在。 标本楼建成，韦植去家里看(kàn)董聿茂。他发烧很多天了(le)。听小韦说标本楼盖好了，突然来了劲头，“有了标本楼，你们要好好干，不同的标本要分类(fēnlèi)，仪器、图书和标本要分开……” 小韦当时想，已经不当馆长了，你(nǐ)操这个心干啥？ 2个(gè)月后，1990年1月12日，董聿茂去世。 “董馆长(guǎnzhǎng)把博物馆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，是当作自己的家一样(yīyàng)的。”多年之后，韦植完全理解了董聿茂。 1987年春天，杭州大学党委邀请一部分老教授到西湖风景区春游(chūnyóu)，董聿茂和毛昭晰(máozhāoxī)都在其中，那年，董聿茂90岁，年龄最大。在玉皇山顶的(de)饭店吃午饭的时候，年纪(niánjì)最小的毛昭晰，被推举代表教授们讲几句。 他(tā)毫无准备，抬起头，董伯伯正坐在对面朝他微笑，他想起了几十年前董伯伯给他辅导功课时的情景：“我代表我自己祝愿九十高龄的董伯伯健康长寿，祝愿所有在坐的师长们(men)和董伯伯一样(yīyàng)的健康长寿。” 马磊发来(fālái)一条微信：“人的生命分很多种，博物馆也是董馆长(guǎnzhǎng)的孩子，永远活着。” 1986年6月2日，余杭(yúháng)仓前的章太炎故居修缮(xiūshàn)落成，毛昭晰(máozhāoxī)请了上海文管会副主任方行、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、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黄宣佩等在那边开会。一听良渚反山有重大发现，毛昭晰直接(zhíjiē)带人赶到了工地。 阿达，你不要动哦。毛昭晰对发掘领队(lǐngduì)王明达说。 什么不要动(dòng)？王明达问。 为了确证所发现的(de)墓葬是良渚文化大墓，牟永抗让王明达再剥剔一下坑内的填土，露出一些可以断定时代(shídài)的器物(qìwù)。王明达把97号玉琮(yùcóng)的上部剔出，玉琮的器型露了出来。“快叫牟永抗，快叫牟永抗，确定了！确定了！”王明达大嗓子一喊，大家围在墓坑边，除了玉琮外，周围又剔露出白花花的一大堆玉器(yùqì)。 毛昭晰马上去请示省领导。王明达日记(rìjì)： 6月10日(rì)，毛昭晰陪时任省文化厅厅长孙家(sūnjiā)贤来考古现场。6月27 日，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长(fùshěngzhǎng)李德葆等视察反山工地，以后又数次到吴家埠工作站观看反山等出土器物。 本来(běnlái)的补贴——给浙江小百花越剧团10万、浙江越剧团10万，李德葆拍板，浙越(zhèyuè)的10万给省考古所。 那时，毛昭晰告诉他的董(dǒng)伯伯了吗？ （感谢陈水华、马磊、王卫东(wángwèidōng)、彭亚君、方一锋、吴庐(wúlú)春对本次报道的支持）